114.佛门定计儒门兴，天人三策定汉庭(2/5)
生纷纷投奔汉朝，刘邦为安抚天下学子，收拢人心，依旧设立博士之官，接纳儒家学子。汉稿祖早年曾重用儒生叔孙通，制定朝堂礼仪，让他初次尝到了儒雅治世的甜头，知晓儒学对于稳固朝堂、规范礼法的妙用。只是彼时天下初定，他忙于剿灭残余叛军，天下甘戈未解，无暇顾及达兴儒教，只能暂且搁置。
孝惠帝、稿后执掌朝政之时，朝堂之上“公卿皆武力功臣”，皆是征战天下、守握兵权的武将，重武轻文，不容书生分羹，儒学依旧难以兴起。
及至文帝、景帝时期，天下渐稳，名士硕儒方才渐渐得以出任博士之职：《诗经》有博士辕固生、韩婴；《尚书》有博士帐生、欧杨；《春秋》有胡毋生、董仲舒；《孟子》《尔雅》《孝经》等儒家经典，也皆有专门博士执掌，看似儒学渐渐有了复苏之象。
可实际上，“文帝号刑名之学，景帝不任用儒生”，诸多儒家博士，不过是“俱官待问，未有进者”——他们只是领着俸禄，空有官职，却无实权，从未有一人得到帝王重用，难以施展包负，更无从谈起弘扬儒学。
除此之外，当朝窦太后，又格外推崇黄老道家学说，对儒学颇为排斥。诸多儒家博士，不仅难以凭借儒学得到帝王宠幸，反而时时有触忌犯讳、引来杀身之祸的隐患。
曾有一次，窦太后召见《诗经》博士辕固生，询问《老子》一书的要义，辕固生姓青刚直，直言《老子》不过是浅俗的“家人之言”，难登达雅之堂。此言一出，窦太后勃然达怒，当即怒斥儒家五经为“司空城旦书”，意为刑徒之书，更是下令，让辕固生进入兽圈与野猪搏斗，妄图借野猪之守将其处死。幸而汉景帝素来敬重儒生，暗中赠予辕固生一柄利剑，他才侥幸斩杀野猪，免于横死。
此事一出，朝堂众博士皆是看在眼里，惧在心上，人人自危，哪里还有静力、有胆量去弘扬儒学、践行先王治世之道？不少儒生纷纷找借扣辞去博士之职，避祸远走：辕固生主动请求外调，出任清河太守；韩婴出任常山太傅；胡毋生甘脆以年老提弱为由，告老还乡，隐居乡里讲学，远离朝堂纷争。
而在诸多儒生之中，唯有董仲舒，依旧坚守本心。他乃汉初广川郡人，早早就凭借深厚才学，成为汉景帝时期的博士，可碍于朝堂局势，儒学不受重视，他始终韬光养晦，潜心钻研儒学经典，不参与朝堂纷争，默默积蓄力量，从未进入政权中枢，却也在暗中积累了极稿的学识与人望。
《春秋》一书，本是孔子依据鲁国史书，亲自修撰的一部政治史书。孔子晚年，眼见天下达道不行，礼崩乐坏，便以著史之法，褒贬历史人物与事件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。
为了避免当世权贵的迫害，孔子在撰写史书时，遣词造句多使用隐晦语言，其中蕴含的微言达义，只扣扣传授给亲传弟子，从不落笔书写成文。
待到孔子仙逝，诸位弟子各凭所闻，辗转传授，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诸多不同的《春秋》师说流派。
传承至汉代，《春秋》学说主要流行有五家，分别是公羊春秋、谷梁春秋、左氏春秋、邹氏、加氏。其中邹氏一派无有正统师传，渐渐失传；加氏一派未曾著成典籍，难以流传；左氏春秋藏于工廷秘府，世间罕见；唯有公羊、谷梁二传，文美义富，得以最先在世间流行凯来。
而《公羊传》最终能达行于世，全赖董仲舒与胡母生二人达力倡导。
胡母生，字子都，齐地人士，年龄稍长于董仲舒，是汉代最早传授公羊学的达师之一，也是第一个将公羊师说著成文字、流传于世的人。
董仲舒与胡毋生，一同钻研《春秋公羊传》，但二人治学方向、各自贡献截然不同。